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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从“皮黄腔”源流看中国的“乐教”与“礼仪之邦”(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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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7-6 22:36:20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llg6688 于 2019-7-7 05:49 编辑

中国特色之音乐人类学的探索

   从皮黄腔”源流看中国的“乐教”与“礼仪之邦”(十四)

       ——论《周易·离卦》、“鸡鸣歌”、秦腔与“皮黄”的命名及源流
        

                  九、汉剧是京剧的主要本源


    二黄的本源兴起于长江中下游的湖北潜江、天门、沔阳到襄樊一带,“本于弋腔”(即“阳歌”腔,)如乾隆五十年(1785)吴太初所著《燕兰小普》中记有:名伶时瑶卿“爱歌楚调一番新”。楚伶王湘云擅长《卖饽饽》,唱荆江秧歌、沙湖绵(沔)阳小曲。其中的荆江秧歌、沙湖绵(沔)阳小曲,就是“弋阳腔”的根脉,也是“阳歌”传承的根脉。
    清道光三十年(1850)刊印的叶调元所著《汉口竹枝词》中对这一融合曾有记载:“曲中反调最凄凉,急是西皮缓二黄,倒板高提平板下,音须圆亮气须长。”“汉口向有十余班,今止三部。”上述描写的是叶调元于道光十三年重游汉口时的见闻。说明“皮黄腔”经过“南北曲”的合流,对以前汉剧的绵软唱腔和道白进行了刚健有力的调整,达到了“音须圆亮气须长”要求,符合了南北人均可欣赏的习惯和审美的音乐之中庸和谐。
        清嘉庆、道光年间已有湖北汉调艺人米应先、余三胜、王洪贵、李六等先后赴京,搭春台、和春等徽班,以中州韵湖广音演唱皮簧,出现了“班曰徽班、调曰汉调”的局面。根据在湖北发现的汉调艺人米应先、余三胜等人的家谱等史料,证明当时北京的徽班,有的就曾以汉调艺人为骨干。米应先(1780-1832)就曾以演《战长沙》中关羽而名誉京师。余三胜(1802-1866),道光初年入京,曾掌管当时享誉京城的“四大徽班”之一的春台班多年。春台班当时亦以汉调演员为台柱,以汉调皮黄为主要唱腔而蜚声梨园。又可见是以汉调皮黄为主要唱腔,逐渐形成京剧的历程。
       “皮黄腔”的形成,以湖北的汉剧为先导。而汉剧早期称“楚腔”、“楚调”,后又有“汉调”之称,俗称“二黄”,故在武汉称为“汉二黄”,在襄樊称为“襄二黄”,在南阳称为“南阳二黄”,在许昌称为“卫调二黄”。还有“川二黄”等等。在鄂北有“一清二黄三越调”的俗谚,而在鄂东则谓“一清二弹”,亦有称汉剧为“乱弹”或“弹戏”者。
   文献记载中汉剧曾有“湖广调”、“黄调”、“皮簧”等称谓。辛亥革命前称“汉调”,汉剧之称是在民国的时候改的,汉剧早京剧200年,但汉剧与京剧犹面相如一的双胞胎,其典型的区别,我认为只在演唱和伴奏的力度上,汉剧显得柔软,京剧则显得刚健,其它则大同小异。汉剧到京剧的形成,其胎记明显。但京剧在形成的过程中,完成了“东、南、西、北、中”音乐的统一,解决了北曲不谐南耳和南曲不谐北耳的难题。“皮黄腔”举中国历代艺人之力丰满之,成熟之,并经历了历史的传承,“文野”之变,“雅俗”之兼的脱变,最终令京剧成为“国剧”,可谓名符其实。

杨荫浏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下册)第982页。人民音乐出版社2017年第20次印刷。


      
      十、“礼”的本质与欣赏京剧的宗教心态——诚意、正心



    京剧是皮黄腔造就的巅峰性艺术精品,也是中国“乐教”的代表和浓缩精华,她反映的是中华民族对“太阳”的形而上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视觉、听觉、心灵道德宗教性洗礼、熏陶的艺术,进而构成综合性立体“礼仪之邦”的“礼乐”宗教,或谓“乐教”,形成周代“以德治国”的体系性伦理文化。
    儒家文化的“以德治国”与法家的“唯法是举”治国方略完全不同,法家是唯独以“刑法”这一种法规性理念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的标准,无论做什么,只以“法”为界。由于“法”以“水”为“道德”的来源,而“水”其性属于“阴”,本质为“私”,故以“水”为“道”的法家不承认人有“性本善”的本质。例如当今评价人性:是一半为天使,一半为魔鬼。但法家却奉行儒家中倾向于法治之另一学派荀子的观点,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没有“天命”的善心,只有魔鬼的邪恶,故而只承认人是“性本恶”的,所以对属于“恶”的人必须以严刑峻法进行管理。由于否认人还有善良的一面,故对见义勇为、恻隐之心、做善事者持鄙视态度,认为其做善事是有目的的,叫“其善者伪也”。
    而儒家的“以德治国”是承认人性是有两面性的,既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但不否认人性也存在邪恶的一面,故其治国的方略是“礼乐刑政”并举的。《礼记·乐记》说:“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意思是:礼仪是用来诱导人心的,音乐是用来调和人的情感的,政令是用来统一人的行为的,刑罚是用来防止邪恶行为的。礼仪、音乐、刑罚和政令,它们的最终目的相同,都是用来统一民心,实现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然而,儒家的礼乐刑政作为“以德治国”之宗教性行为,实际上体现的是“德法并举”,并且偏重于“德”,以“法”辅之。但是,我们如果变换一种角度,其“礼乐刑”三者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皮黄腔”:其中“礼”是德治之太阳文化“道”的来源;“礼乐”是主指儒家的“乐教”——“南风”、“南音”之“徵动心而合正礼”,其五音为“徵”。此为二黄、反二黄的本质在政治上一种说法;“刑”的本源属于北方之五行为“水”,由“水”转变为政治则属于“法”,其五音为“羽”,此为西皮在政治上的另一种表述。这就是“徵羽乐风”的再现,也是“南北曲”的表现,“皮黄腔”的别写。这种统一人们行为的政令,其最终目的相同,都是用来统一民心,实现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礼乐刑政作为“以德治国”的宗教性行为主要通过“乐教”体现,当这种宗教性的“乐教”从体制上让“公”与“私”的关系受到根本破坏,私欲战胜公心,导致阴阳之道失调,社会混乱,产生道德沦丧时,就叫“礼崩乐坏”。
     中国特色的音乐人类学之“礼乐”既然是宗教性“乐教”,就有相应的宗教要求和心态要求。这个要求就是皮黄腔形成的京剧,要求欣赏者应该具备儒家之“礼”的“公心”、“仁”、“和”之修养与相应有区别处理“义、利”关系的公德心态,要有人性,有恻隐同情之心,这样便可在欣赏京剧时与音乐和剧情产生共鸣,受到儒家道德思想的熏陶。若用社会制度来比喻观看京剧的宗教心理,就是用SHZY“公有制”的理论思想,SHZY道德价值观来观看,而不是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理论思想观看京剧。因为“礼”的本质就是“公”,儒家与道家、法家、乃至诸子百家的分水岭,就是对“礼”的态度来决定相互关系与学派的。
     诚意正心是儒家倡导的一种道德修养境界。《礼记·大学》:“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诚意,指意必真诚而不自欺;正心,指心要端正而不存邪念。认为只要意真诚、心纯正,自我道德完善,就能实现家齐、国治、天下平的道德理想。为后儒所推崇。宋代程颐说,进修之术,“莫先于正心诚意”(《遗书》卷十八)。朱熹也赞之为“万世学者之准程”(《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复斋记》)。明王畿以先天与后天区别正心与诚意:“正心先天之学也,诚意后天之学也。”认为“心本至善”,而“吾人一切世情嗜欲,皆从意生”,“始有不善”,故须在“先天心体上立根”,则“意所动自无不善”(《三山丽泽录》)。王守仁以为“心之本体,本无不正,自其意念发动,而后有不正”,故强调意诚为心正的前提,“意无不诚,而心可正矣。”(《大学问》)刘宗周则强调“心之主宰日意,故意为心本”(《学言下》)。认为“意”是至善无恶的,主张“不沿良知而揭慎独”(《思复堂文集》卷七《候毛西河先生书》)。
     儒家认为,人心受到、恐惧、好乐、忧患等情欲的影响会不得其正,而心必须有所诚求,才能不乱而正。所以,“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诚意的关键在于“”。只有对人情物理的认识提高了,才能义理,主动克制情欲。这样,由于意真诚、心端正,个人道德完善,家庭中形成父慈子孝的关系,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也就实现了。正心诚意是达到心正意诚的至善道德境界的必由之路。
    当今的学术界普遍认为“仁”是儒家文化的重点,是中国儒家学派道德规范的最高原则之一,也是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其实,“仁”的最初含义是指人与人的一种亲善关系。孔子把“仁”定义为“爱人”,“仁者爱人”并解释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还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ƒ孔子在回答子张问仁时还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④,“五者”即恭、宽、信、敏、惠。
           孟子发挥了孔子的思想,把仁同义联系起来 并把“仁义”看作道德行为的最高准则。其中的“仁”,是指人心,即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仁爱之心;其中的“义”,指正路,“义,人之正路也”。这就是“礼乐”之“道”与中国特色宗教的“教义”,通过自然的形而上学构成人文的“仁义”性“礼乐”的宗教理念。
           孔子在《八佾•三》中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⑤这一反问,实际上说出了“乐教”构成的“礼乐”与“仁”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也说出了“礼乐”的“教”要达到的目的,同时也提出了“礼乐”的宗教性“教义”要求。
      著名学者杜维明先生在《体知儒学/对话六/<论语初探>上》⑥一书中说:“礼乐,当然非常重要,但如果没有‘仁’,可以吗?‘仁’是礼的基础,也是乐的基础。有了‘仁’这个内在的核心价值,礼乐才有一定的价值。儒家最重要的核心价值是‘仁’。仁,和同情心,即佛教语言中的‘慈悲’紧密相关。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仁与差等的爱、与不忍之情的关系。西方很多学者,譬如像赫伯特•芬格莱特、安乐哲、罗思文等,认为礼比仁更重要,而我认为仁最重要。为什么?仁能对其他核心价值起到一种调节的作用:没有仁而只有义,义可能变得尖刻;没有仁而只有礼,礼就变成形式主义;没有仁而只有智,智就变成小聪明;没有仁而只有信,信就成为小信。孟子讲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答应人家做什么事情而实际上没有做,这在西方伦理是不能接受的。但儒家认为,答应人家做什么事情,可以反悔。譬如说,我答应要借你钱,结果发现你用钱去买毒品、买凶器,不借你钱当然是对的。我发现我坚持要做的事情可能有未预期的不良后果,可能对其他人有害、对我自己有害,立刻停止当然合情合理。真正的指导原则就是义。义,宜也,就是正当的、合适的。此外,仁是一种通德,其他的核心价值都能够丰富它的内容:有仁而没


《孟子·离娄下》(网查)
《论语·雍也》,见广州出版社《论语》第82页。2001年5月第一版。
ƒ《论语·颜渊》,见广州出版社《论语》第162页。2001年5月第一版。
④《论语·阳货》,见广州出版社《论语》第244页。2001年5月第一版。
⑤《论语·八佾》,见广州出版社《论语》第26页。2001年5月第一版。
⑥《体知儒学》浙江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授权,掌阅科技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有义是不可能的,有仁而没有勇是不可能的,有仁而没有智亦是不可能的。总之,仁既可滋润其他核心价值,又是其他核心价值的圆融,因此最为重要。”
          然而,我并不同意杜维明先生的观点,原因在于其对“礼”的理解是错误的。我认为“仁”也并非是最高的音乐宗教境界,对于中国在形而上学的太阳教基础上构成的“皮黄腔”来说,最高的音乐宗教境界是“公”。“公”被视为“仁”,而“私”则不仁。如河南二程程颢和程颐在《河南程氏遗书》卷九中说:“仁者,公也。……尝谓孔子之语仁以教人,唯此为尽,要之不出于公也。同书的卷二十二中,在回答弟子的疑问中,再次强调了“公”,程子说:“又问如何是仁?曰:只是一个公字。学者问仁,则常教他将公字思量。”但是,河南二程指出,不能把“公”与“仁”等同起来,因为“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将公便唤着仁”,还因为“公而以人体之,故为仁。只为公,则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ƒ(同书卷十五)显然,“公”包含有“仁”意,仁是实现公的手段,还必须实践之(体之),方可展现其博爱的意蕴。这说明“仁”只是“公”的组成部分,是“公”之主干的分支。河南二程还在同书卷二十二中说:“凡人须是克尽己私后,只有礼,始是仁处。”④这无疑是对“克己复礼”的注解说明,也说明“克己复礼”的本质就是“克己奉公”,“礼”的核心就是——公,或者说“礼”是“公”的代名词,“礼”等于“公”。因为“礼”是“傧鬼神,考制度”产生的形式,并聚化而形成的“公”之主干文化。
    因此,礼仪、等级制度等等只是“礼”之“公”的枝微末节,因为“公”和“私”是处于对立面的“阴阳”属性,体现“天尊地卑”的上下分野的,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含义。分析“克己”与“复礼”,“己”与“礼”应该是反义词,其中“克己”是“克私”,“复礼”就应该是“复公”,“克己复礼”翻译过来:就是“克私复公”。“私”的反义词“礼”怎么能与复“礼仪”、复“等级”相对举呢?!朱熹在《论语或问》卷十二中说:“己者,人欲之私也,礼者,天理之公也,一心之中,二者不容并立。”⑤可见,“礼”就是“傧鬼神,考制度”的“公”,而“礼乐”就是在以“公”为制度前提下考量出来的“公德”之“乐”,并以“皮黄腔”之“乐”来“礼”天地、鬼神、自然和人公认的“公”,通过“德禽”之“鸡”“鸡鸣歌”吟唱天时之“四时行焉”的“公”、“天无私覆,地无私载”之“公”。而作为“天、地、人”之“三才”组成部分的“炎(天)黄(地)子孙(人)”,信仰“天人合一”,当然要以自然的太阳为榜样,体现只奉献,而无施恩图报的“天下为公”、“一心为公”、“大公无私”作为“乐教”的哲学性宗教思想根基,“礼乐”的最根本基石素材。
          戏曲从音乐到文学,在道德问题上的立场、观点、角度都是非常鲜明的。以荣辱观为例:荣辱观是由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所决定的。不同的荣辱观,是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反映。荣辱观渗透在整个社会的生活之中,不仅影响着社会的风气,体现着社会的价值导向,标志着社会的文明程度,而且对社会的经济发展有巨大的反作用。儒家文化反复提及人要知“廉耻”,懂“荣辱”。儒家文化认为:“不知荣辱乃不能成人”、“宁可毁人,不可毁誉”、“宁可穷而有志,不可富而失节”等等这些格言警句,都说明古代的哲人志士将荣辱放到了与人格一样重要的地位。胡锦*涛主席曾提出新时代的“八荣八耻”之内容,也是从古到今戏曲文学、音乐突显的内容。中国的戏曲,没有歌颂邪恶,歌颂利欲熏心、歌颂见利忘义、歌颂灭  绝人性、歌颂凶恶残暴的作品,都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以歌颂光明正大、大公无私、爱民如子、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作为戏曲道德艺术综合效果显著反映的,且告戒:违反此道者,将离灭亡不远。这就是中国的“乐教”皮黄腔,乃至戏曲艺术的最高结晶——京剧所追求的宗教宗旨、宗教思想、宗教理念、宗教戒条。
     中国人的“教堂”就是人自己的身体,包括物质与精神。当你生病时,中医便会给你讲阴阳五行与你的心肝五脏关系,讲五色与五脏、讲五音与五脏的辩证关系,要求你注意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活必需符合自然规律等等,这些事物,都是中国立体宗教的组成部分,你必需听,认真的做,因为这些既属于物质,又与精神领域紧密联系的文化是与中国的宗教文化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的。否则,你不听,你要“老子天不怕,地不怕”地不服“教”,不守本分,不在自己的身体“教堂”里好好“修行”,就是在与“天地”作对,与自然规律“唱反调”,你必然是进行在快速“寻死”的节奏中。或许你不服中国特色之宗教文化的“教化”,你的信仰另有他属,那又当别论了。
     既然知道了“礼乐”的来源和“乐教”的哲学性宗教思想,那么,在走进中国的戏曲艺术殿堂(剧场),对“礼乐”构成的“皮黄腔“乐教”进行欣赏、参悟时,首先要有“诚意”、“正心”的宗教性心态。“诚意”、“正心”是儒家提倡的一种修养方法,也是一种道德修养境界。“诚意”、“正心”是儒家在“格物”、“致知”后紧随而来的宗教性要求。也就是《礼记·大学》所说的:“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⑥正心,指心要端正,有“公德”的浩然正气而不存私欲邪念;诚意,指意必真诚而不自欺。认为只要意真诚、心纯正,自我道德完善,就能实现家齐、国治、天下平的道德理想。这就是儒家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系统理念。据《大学》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此八条目中,修身是根本。前四者是修身的基础和方法,后三者是修身的目的。格物在于明辨事物,只有明辨事物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人生有了正确的方向,有了正确认识和生活的精神方向,才能意念诚实,然后才能思想端正。只有具备了以上的条件,自身的修养才能提高。自身的修养又是治理国家的必要条件和前提,由此才能治理好自己的家庭,继而才能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最后达到天下大治。可见,“诚意”、“正心”对于中华民族的宗教性“乐教”,是必不可少的宗教态度和应该具备的心理条件。这些也是欣赏“皮黄腔”、国剧——京剧的必备宗教条件。

ƒ胡发贵著《儒家文化与爱国主义》第87页,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82月第一版。
④⑤胡发贵著《儒家文化与爱国主义》第88页,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82月第一版。
《礼记·大学》(网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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