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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道入法——简论黄老主义中所蕴藏的法家思想内容

2019-4-2 18:08| 发布者: 国学在线| 查看: 165| 评论: 0|原作者: 李成昊|来自: 作者投稿

摘要: 黄老主义,指前206年——前140年由西汉前四个皇帝在位期间推行的治国思想,在中国思想史、政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黄老主义以“无为而治”为其主要特点,但在其中也有法家思想的内容在内,并没有完全继承黄老主张, ...

            援道入法——简论黄老主义中所蕴藏的法家思想内容



          一.黄老主义的名称渊源及其思想来源

         黄老主义,指前206年——前140年由西汉前期的四个皇帝汉高祖刘邦、汉惠帝刘盈、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在位时期所推行的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在中国政治史思想史上有着极高的地位。从名称上来看,黄老主义的思想来源很明显即为黄老思想,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黄老主义”这一词汇与“黄老思想”所表达的意义并不完全一致。黄老思想指的是始于战国盛于西汉,尊崇黄帝和老子并兼采阴阳、儒、法、墨等诸家观点而成的一种思想流派,而黄老主义则为西汉初期统治者治国理政的一种思想指导理论,是汉初统治者对于黄老思想的再加工,将黄老思想中适用于解决西汉初期社会局面的内容提炼出来并掺入儒、墨、法等各家学说加以延伸的治国指导主义,与先秦时期思在想界流传的黄老思想并不完全一致,并没有完全继承黄老思想的主张。

        黄老思想,从字面上理解即为黄帝学说和老子学说的综合体。“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黄老之操,身中恬淡,其治无为。”但实际上,黄老思想中所涉及的绝大多数内容都来自于春秋战国时期老子的道家思想,与黄帝的思想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秦汉时期,经历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项羽火烧阿房宫事件,先秦时期思想文化都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存在时间更早的黄帝学说在汉初时期很有可能已经完全失传了。黄帝很有可能仅仅作为一个政治符号所存在,有些研究者甚至认为“黄帝只是黄老学说中用以进行比喻论证时所常使用的一位君主形象,他与黄老学说没有必然的联系”。统治者借用黄帝这样一个在远古时期曾经统一过中国的政治形象来加强“黄老思想”的可信度,黄帝本身与黄老思想的联系并不大。

        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思想史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高峰期,即“百家争鸣”时期。在这一段时期内,诸子百家学说争相涌现,其中以老子为代表人物的道家思想在各家思想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孔子、墨子、韩非子等各家思想学派的领导人都对道家思想的评价颇高,这使道家思想在汉初能够以一个比较优秀的思想体系被统治者快速接受。各派学说中也都有对道家思想的内容提炼和渗透,以韩非子为例,在韩非子的著作中曾有“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的内容,这与老子所提出的的“无为而治”思想有着非常大的相似之处,现代很多学者认为老子的道家思想对于韩非子法家思想的孕育和形成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韩非对老子的"道"、"虚静无为"、形名观念和祸福相生等哲学概念进行了自利性改造,把这些概念纳入到自己的法术理论体系中,从而为自己的法术理论寻觅哲学基础”。正因为如此,汉初的黄老主义理论中包含对韩非子法家思想的渗透也就不足为奇。

        黄老思想的盛行期毫无疑问是在汉初,但黄老思想并不是由汉初思想家、政治家们为了迎合统治者治国理政而临时创造的,研究其思想渊源要追溯到更早的战国晚期。太史公有云:“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最终的“曹相国”即为汉初黄老思想的具体实践者曹参。由此可见,自战国至西汉,黄老思想的传承历经几代,始终未曾断绝,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传承体系,为汉初黄老主义的产生和实践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汉初的社会局面与黄老主义的具体内容

        秦始皇嬴政建立秦朝后,为了巩固强权政治,进行了非常细致庞杂的“统一”工程,自文字、度量衡至货币、交通制度都被秦始皇强行统一成了“秦制”。其中自春秋战国时期以来形成的百家争鸣局面自然也不能再存在下去,各门思想必然统一在“秦制”之下,在李斯等人的建议下,秦始皇遵从五德终始说中秦为水德的说法采纳了以法治主义治国的方式,用严刑酷法维护专制统治。秦灭之后,刘邦看到当时社会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天下既定,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的局面,认为当前治国的主要任务是与民休息而非急于稳固专制统治,传统的法治主义无法达到与民休息的要求,便转而寻求一种能够稳定当时混乱局面的方法来治国,黄老主义即与此时应运而生。在黄老思想指导下,汉初统治者采取“顺民之情与之休息”,“无为而治”政策,用以恢复封建统治秩序,恢复发展社会生产。“无为而治”的原则用到政治范畴,就是强调不要苛政扰民,使社会生活在自然状况下得以安定发展。

        从史料记载上来看,上文所述及的曹参应该为正式开黄老主义实践先河的第一功臣。曹参始为齐国相,曾重金礼聘“善治黄老言”的胶西盖公为师,“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齐国在曹参以黄老学治理的局面下很快摆脱了秦末的战乱,走上了正轨,经济生产恢复的十分迅速。公元前193年汉相萧何病逝,曹参入代萧何为相,曹参继续实行黄老主义治国的方式,将黄老主义中与民休息等相关政策推行至全国,使汉初政治经济情况有了很快的恢复,百姓生活重归富足安康。百姓评价说:“萧何为法,斠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

        从具体政策上来看,西汉初期的具体措施包括以下几点:1.组织军队复员,赐军吏卒以爵位和土地。2.优抚士卒,鼓励关东士兵定居关中。3.招抚流*亡,号召战争期间流*亡的人口返乡,恢复秦朝百姓的故爵田宅。4,免奴婢为庶人。5.徙豪富以实关中。6.减轻田租,十五税一。7.抑制商人,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8废除《挟书律》,《妖言令》,三族罪等。需要注意的是,汉初时期这些整治措施主要目的在于使因秦末战乱而混乱不堪的政治局面稳定下来,这些措施多着力于改政救国而非治国。这也是为什么汉武帝在国家政治局面有了起色的情况下就着力于改变国策,加强专制统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因。

  汉惠帝刘盈病逝后,朝政大权把持在强权人物吕后手中,吕后大肆安排亲党入朝理政,引起了许多老臣的不满,在吕后死后,刘姓宗室及其支持者,借口吕氏作乱发动了针对吕氏的政*变,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与朱虚侯刘章等人举事,诛杀了诸吕姓臣子,迎立刘恒为帝,即为汉文帝,史称此次变乱为“诸吕之乱”。汉文帝上台后,继续推行黄老主义治国,轻徭薄赋,重视农业,先德后刑,轻刑慎罚,提倡节俭,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安抚友好的态度,以清静不扰民为主要治国政策。至汉景帝时期,海内富庶,国力强盛,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盛世,“汉兴,扫除繁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这段时期被称为“文景之治”。文景之治时期成为黄老主义的鼎盛时期。

        另外我们需要注意一点,黄老主义与秦朝的法治主义不同,黄老主义并没有钳制、统一人民思想的内容,秦朝时期为了专门推行法家思想采取了很多诸如“焚书坑儒”的措施统治思想界,汉高祖却并没有这么做。这与黄老主义本身的特点有关,黄老主义看起来承袭于老子道家学说,但并不是完全依从于道家理论的,其中还夹杂着儒、墨、法、名等各派学说,西汉初年的道家思想“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黄老主义的这种夹杂各派学说的特点使得当时的社会思想界根本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彻底的统一,“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局面的出现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而在景帝之后武帝刘彻有感于这种局面并不适合他所向往的“大一统”局面形成,故采纳了董仲舒、公孙弘等人建议,结束了以黄老主义治国的局面,代之以以“纲常名教”为核心内容的儒教主义。

        三.黄老主义中对于法家思想的展现

       黄老主义虽然在名义上继承了老子的道家思想,但西汉初期作为一种治国理政的主导思想而言其最大的特点为“援道入法”。《说文》释:“援,引也。”从字面上看,援道入法的意思应为引道之表象,而渐入法之实质,通过外在的、具体的“法”来体现“不可闻,闻而非也;不可见,见而非也;不可言,言而非也”的道。西汉初年,在制定国家具体治国政策上有“汉承秦制”的说法,意为在职官制度、郡县乡里制度、法律制度、爵位制度等方面汉基本都承袭了秦朝的原有制度,这些完善的原有制度使汉得以利用秦的军国主义体制,有效动员关中地区的人力物力资源,为新生国家政权的巩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中,在法律上的承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史载:“蠲削烦苛,兆民大说.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这明确指出了汉初在法律体系上对于秦王朝法律制度的借鉴,“可以看出早期汉律的残酷性不亚于秦律”。

        “援道入法”的特点在统治者的主张上则体现为“道生法”与“君无为而臣有为”。“道生法”是理论方面的内容,其来源于黄老之学的代表性著作《黄帝四经》,“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道”是从思想理论的层面而言的,即上层统治者在制定政策时所依循的指导思想,而“法”则是从“术”的方面来谈的。这种道在法先,法由道生的理论第一次在哲学上明确揭示了道与法的关系,使汉律的提出相对于缺乏完整思想理论根据的秦律来讲更容易为人民所接受。另外,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角度来讲,世界观决定了方法*论,方法*论是世界观的具体展现。黄老主义这种先讲“道”,再从“道”中立“法”的逻辑较为完备的从形而上学上为汉律提供了理论依据,“为道这一抽象的本体和法则在社会政治领域中找到了归着点,使道不再高高在上、虚无飘渺,从而大大增强了道的实用性”。因此,我们一般将黄老主义看作是道学在政治领域上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

        “君无为而臣有为”指黄老之学在具体操作上所应遵循的方法。庄子云:“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君主之“无为”并不是意味着君主整日耽于怡乐不理朝政,而是指君主应放弃对政治过多的干预和控制,即所谓“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无执也,无处也,无为也,无私也”,“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相对而言,黄老主义认为臣子则更应该担当起治国之任,依据法律来治理国家,有效发挥臣子的职责与能力,才能使国家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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